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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致谢  

2012-06-13 22:11:55|  分类: 问的第三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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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走进生命的学问
豆瓣评分:8.4分(696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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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回忆逝者

  最后的致谢留给逝者。无法被聆听的声音,才是最恳切的。临近毕业这段时间,我正巧阅读了周保松老师的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唤起了我对两位知而不熟的已经去世的老师的回忆。

  一位是教授《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陈鸣老师。我在大三时听过他讲授的这门课程。这门课内容实在很枯燥,换别的老师来讲授,气氛一定将充满怨怼。但是陈老师能从容自如、条理分明地将其中的理论和案例阐述清楚。陈老师死于肝癌,他的病象在他给我们授课期间已初现端倪。病痛剧烈时,他几乎难以站立,那种令人窒息的痛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陈老师依然坚强而乐观。他热爱生活,并没有仅仅视工作为挣钱的手段,而是在其中融入了交往理性。据我的导师称,陈老师很少参与生产项目,一直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这是大多数工科老师所不及的。五年前陈鸣老师去世时,正逢我这一届本科生毕业。听闻他的讣告,我心情尤其沉重。不是为他的逝世而悲痛,而是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校园少了一位为人真诚的优秀教育者而伤感。

  另一位是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李立志老师。我在大一时听过他的课。印象中他朴实文弱,说话语速平缓,内敛而不张扬。他讲述的历史多半是敏感事件,实在难以回避价值判断。李老师能做到的就是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不隐晦和回避真相,在课程中谨慎地融入人文关怀和思考。每次授课时,仅能容纳七八十人的教室总是被挤得满满当当,大概在近似李老师的授课风格的教师群体中,他是最受欢迎的一位。而另一类受学生追捧的教师,则是布道者的角色,浮夸煽情、逻辑混乱,素爱鼓吹人文精神却对何谓人文一知半解。当然,两类教师的拥趸也应该是截然不同的群体。两年前,李老师去世。有段子称,一个中国人80%的看病钱都会花在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中。李老师就面临着如此的负担。为治病,他本不宽裕的家境更显窘迫。此情此景,实在难以将之与外人眼中体面的大学老师身份相挂钩。

走进生命的学问

  《走进生命的学问》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老师的随笔集。周保松是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研究尤其精细,几乎达到字斟句酌的程度,令刘小枫之流的比较哲学式论述黯然失色。当然,周老师也有不济之处,毕竟,政治哲学是哲学,不是科学,在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中必然会遭遇公共选择理论界各路旗手们不遗余力的缠斗。此为后话。

  回到《走进生命的学问》这本书,它并非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那样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用平易显白的语言贯穿着人文关怀的数篇散记。人文关怀的质感是远非伪文艺小清新或者小资文学可比的,它像覆盖地面的落叶,各具不同的色泽与形状,但每一片叶都始终如一地承载了来自树木的底蕴。集于此书,则是周保松对学问的思考、对自由的执念。担当与责任是该书所突显的情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为学从教以来一直试图复活古希腊教学风格的教育实践:一面是作为教育者对学生的引导和期待,另一面是作为学习者对人生的反省和体察。

  大学中这样的教师不多,若如此,也非得从入道之始便一如既往地坚守信念。像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一样,他们同样面临来自体制的巨大压力,压力推搡着他们要么为达到晋升职称所需的各种指标而奔波,要么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拼命。为了避免异化,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这些教育者也一直在坚持,秉持着一以贯之的人性与价值。当然,谁也无法站在道德高度上苛责有悖于教师责任的人,因为体制的无处不在,是束缚自由的牢笼,我们也从未真正获得过解脱枷锁的钥匙。

理想的黄昏

  三年前,学院新来的涂序新老师自杀,学院官方归结为“因病”坠楼。对此引发的思考是,体制与个人,究竟何者应承担更大的责任?通常,人们会经验地推论:自杀是不对的,因为别人都活得好好的。的确,自杀无法为荒谬纾困、无助于消解矛盾。我们处于一个应然与实然分裂的体制中,潜规则与逆向淘汰充斥为其中的法则,并且分裂一时间还无法弥合。因此,自杀徒具姿态上的意义。但,即使是一副沦丧的姿态,也不应忽视,否则思想者不会焦虑,而只不过是一具具被某种话语权规训的躯壳。

  然而荒谬似乎是无以复加的。即使我们获得了知性的谅解,仍会发现:随着对命运的深度挖掘,我们的智性亦无法祛除这令人悲观的世故的根源。它自上而下盘根错节,是浑然一体的存在。一切只从属于它病态的繁衍。面对社会的圈地运动,大学早已高举白旗投降了。如下一类的追问将会令人厌倦和嗤笑:求是精神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现实形态又是怎样的?难道在迈入社会的一刹那,自由意志的宫殿就理所当然地应沦为权贵资本的跑马场?不用问已身在职场风生水起的校友们是怎样耽溺于外部的膨胀,恐怕刚入学的新生们在思忖着竺可桢两个问题的拷问时,也会默然给出成功学气质的答案。我们惊异地发现,敦厚的博雅教育刚为我们搭建出一套稳固的价值体系,在面对现实后,就会陷入或在狂欢中拆毁、或在孤独中抱朴的二元选择困境。转眼,当我目送一个个理想主义气质的学者或落寞病故、或死于绝望时,我亦看到一具具千人一面、个性隐匿的形象正被捏塑出来。尽管我明白每副僵硬的外表下必然潜伏着鲜活的内心,但我无法推演出在规训中日渐冷漠的灵魂怎能化腐朽为神奇?

  智识所不及的道路,往往无情而惨烈。当拉着行李箱离开这个厮守九年而依旧无所沉淀的校园时,我只能对着虚假希望发出类似苏格拉底临死前的要求:在我未彻底退化为现时所批判的彼端之前,尽情地来一场风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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