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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雨问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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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我的2012(二)  

2012-12-24 17:02:01|  分类: 雨的沼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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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社会剖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来认识和定义时,都将面临“他者”的问题。当觉得自己正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洞若观火时,却浑然不知身在枷锁中的自己正在观摩苏格拉底借喻的影子。通常对体制内外的定义是,将在机构组织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职位称为体制内,其他的属于体制外。然而这样的泛指,虽说是政治上的老练,却是哲学上的粗鄙。具体主导的范畴是什么?要拥有哪些权力才算是体制内?或者“关系资本主义”的适用性有多广?怎样算是“主导”?或者说在权力的函数关系中要具有多大的权重系数才算是主导?这些定义都非常模糊。因而总存在某些暧昧的地位,人在其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或者对分内事游刃有余、对局外事鞭长莫及。国企里的基层员工大多聚集在此惺惺相惜。他们一方面否定自己有权限,一方面承认自己有晋升的可能性。投射到情感上,他们一方面为体制中存在的不公正而愤懑,一方面又贪恋未来的前景。羡慕嫉妒恨交迫于胸臆,他们是体制内的边缘人。实际上,体制内的边缘人与体制外人士相比,仅仅多了一份晋升流动的可能性,或者说多了一份贪欲。当然,并不是说体制外的人便不存在这份贪欲,而是说这份贪欲在这些边缘人的心中现实性更强。他们不是物质上的小布尔乔亚,却在精神上粉饰着可怜的尊严。他们虽然深知自己心中的小九九逃不脱领导的韬略,但也知道自己有机会成为自己现在所忌恨的人,因此他们面对显失公平的局面会更加无动于衷。他们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宁肯在激情中谵妄与迷醉,却惮于真知的洗礼。
  对我所在的公司,能列举出一大堆不公正的“罪证”。比如,公司领导指示财务部门竭泽而渔似地上税,使公司连年成为城市的纳税头牌,员工为此苦不堪言,领导却能坐享政府的返税奖励;公司领导宁肯守身如玉似地让一些门面长年闲置而不加出租利用,也不肯为困难职工补贴加薪。尽管来自体制内的凯风显得毫不通情达理,尽管眼见如此赤裸裸的权力寻租,体制内的边缘人还是任劳任怨地妥协着(当然,他们也没有抗争和表达意见的渠道,所谓的工会是领导的第二职场)。他们贪恋太多的身外之物,比如公司里安逸的环境——没有强制的周末加班,每天仅朝九晚五,也不需要打卡。还有和睦的人际环境——吃大锅饭的体制,使同病相怜的同事间没有利益纠葛。除此之外,便是公司的优势行业地位和垄断地位——不愁各种行业危机的冲击,工程项目总是不请自来。当然,公司的营收与职工的收入始终流淌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就像中国的粮食无论增产多少倍,总有食不果腹的贫寒。我们这些员工得到的待遇也实在微薄,不堪比较,远达不到人力资源部天花乱坠的开价。时而展望五至十年后的钱途,也觉得黯然失色。再加上一些悬而未决的时势,依附于体制所带来的安全感从来没有从我的憧憬中展现。当然,这样的个案并没有代表性,成百上千的国企,同样是边缘人,有的人过得丰衣足食,有的人要比我们拮据得多。我们在世间百态中寻找一套满意的样本,并将此作为自己活得“好”的借鉴和路径,以至于当“好”被言说时,隐藏在创见中的个性或者革命性总是被虚伪所掸去。所以对体制内生存状态的评价,找什么客观中立的评价标准并没有意义。对体制内的批判,并不来自于对生活状态的抱怨。
  如果我们要抱怨生活状态,那些悬而未决的时势当然与我们的幸福感更相关。然而无论是上世纪末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案例,还是苏东民主转型后的国有企业改制案例,对于体制内边缘人而言,都是灾难性的人生转折。不管国企竞争优势有多么明显,垄断地位有多么如日中天,它们都是政治体制的寄生物。也不用幻想着它们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会始终站在同一条船上摇旗呐喊。当政治体制需要稳定时,作为所谓的“中产收入陷阱”的结构性因素将首先被摘除,国有企业将首当其冲。而就算国企的垄断地位在改制后能得以延续,边缘人也难以抵御来自人才市场的竞争而被淘汰。总而言之,如果任由自己的身心沦为体制内安全感的跑马场,边缘人最终将迎来自己所恐惧的宿命。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定义宿命,以至于它不被自己看作附着于火柴棍上的稻草。如果不打算成为与体制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就需要在结痂的意志土壤之下寻找个人主义的暗河。集体主义的显明特征就是以统一的意志泯灭个人的意见,而在这样的意志幌子背后,不过是体制内核心人物的意见。在国企中,“维稳”这个词在部门会议中常常作为一项重要意志经常被毫无避讳地提及。作为一项特殊任务,维稳这个词乍一听起来很蹊跷和遥远,实际上它正是在于控制和裹胁边缘人。所谓的体制,也就像《黑客帝国》中的矩阵,一面制造庞大的虚拟世界让人肝脑涂地地沉醉于其中,一面控制并汲取人山人海的营养以维持自己的运作。所以,人无论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要回归现实。对于边缘人而言,要理解这一祛魅的过程不难,难的是如何在道义上说服自己,从“不把自己当外人看”到确定自己仅仅是个局外人。可以说,对于国企体制而言,这样的拉锯战既伴随着坏消息,又不乏好消息。坏消息是存在的危机感会加速体制结构的内卷而加剧体制的负担;好消息是对他们而言,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虎伥多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既然已难免于过去的阴霾,我们需要处理的不是反思,而是如何对自己断奶——这才是面向体制内边缘人乃至整个中产阶级所提出的考验。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个人而言却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它更像是要交付给遥远的不同宣传口径的争夺战来解决的一道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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