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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我的2012(一)  

2012-12-20 16:05:56|  分类: 雨的沼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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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回顾2012年时,竟发现自己已在国企内不知不觉混迹了五个多月时间。后来读到《体制内年轻人会成为悲催一族吗?》一文,感慨系之,忆有连篇书韬恨,残霜遍野葬余晖。笔下离骚,既是写给我的过去,也为记录如今在国企内的感受。

  人之所是,源自他所有经历的滋养。而人之所处,也有道不尽的分歧。人们之所以去体制内就业,也许并不意味着“选择”,于我而言便是如此。扪心自问,虽然长辈们的体制内经历的确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但那些背景并不足以影响我的价值判断,否则我如今会依然天真而偏执地坚持某种信仰。但是过去种种偏偏如风吹浪打,使我流浪至此。

  我曾希望潜心学术,于是选择了读博。学术本应是单纯的,但是在国内便不能割裂与体制的瓜葛。在经历思想启蒙之前,我对国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缠还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对体制的支持还怀有憧憬。而经历了2008年的思想开化后,我才开始追求出国(令人玩味的是,我熟知的身在国外的同学们普遍怀着拳拳报国之心;而我身边的朋友,却纷纷开始抛弃体制所赋予的陈旧思维。也许拜2008年的不同经历所赐,使两个世界的人们从对事实的认知到价值判断上都分道扬镳了)。2009年写下《蓉魂》之时,我感到自己实力有限,对彼岸学术界的展望最终逐渐退回国内的孤岛。虽然国内的学术界并不等同于体制,但在中国工学界(不是工程界,包括了所有高校和研究院),几乎没有身在体制外的学者(曾经清华的黄万里教授也不例外)。再后来,我发现自己确实欠缺做学问的天赋和心态,于是在择业时我淡出了学术圈,选择进企业谋生。

  在择业这一关,学历和专业也成为束缚。只有事业单位和央企才有底气在招聘通知中注明“博士”。当然,也不排除一些高端的民企和外企,如绿城和奥雅纳会招聘博士生,但是至少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没有体制外的公司会需求,即使在体制内的也寥寥无几。在求职过程中,先有上海的一家国企有意招徕我,我婉拒了,因为它提供的待遇与我的期望值之间有不小的距离。两个月后,重庆也有一家国企很诚恳地欢迎我,只是当时薄王在位,炙手可热,赴渝面试期间,我感到红都之内专制之风甚浓,连空气都与我格格不入,所以我也谢绝之。在四处碰壁之后,到了今年初,总算有一家专业相对适合、地域也不错的国企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在别无选择和论文压力倍增的双重夹逼下,我草草签订就业协议。而后来也再无精力另寻门路。

  这实在谈不上自由选择,至少在我的时间线上,这是唯一一线出路。我也无法负担更漫长的等待,尽管我们可以给“放弃体制的安全感”发掘出峥嵘而值得涵泳的道德资源,但从显白的实用主义角度看,道德面临生活压力时往往变得虚无和苍白。经济依附会导致政治依赖。即使能称其为选择,这也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商人算计,我终究没有超脱。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突破道德底线,但是在如今的体制内,你不得不承认“建设性”这个词汇的荒谬。当然,在体制内吃技术饭,道德负担也较为隐蔽。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以致于他们不愿面对良知,进而会画地为牢、告别革命。虽然,身居体制内去言说解放或自由的话题,会使言者的真诚度和言说内容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但我也总是难以抗拒对真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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